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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期《新青年》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时间:2019-07-07编辑: admin 点击率:

  【摘要】五四时期《新青年》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赋予整个运动弥足珍贵的鲜亮色彩。陈独秀和《新青年》介绍、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是由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和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决定的。陈独秀接受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是五四时期《新青年》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排头兵和主阵地的决定性因素。为中华民族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提供根本理论遵循,是五四时期《新青年》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所具有的伟大意义和贡献。

  五四时期,是我国新闻史、革命史上的一个重要历史分期,是一个与新文化运动、五四爱国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重要历史概念。五四时期,具体从什么时候开始,到什么时候结束?中国最早的一批党员之一、参加过新文化运动和党的早期工作并当过中共上海发起组机关刊物《新青年》编辑的茅盾(沈雁冰),对这个时期有过这样的说法:“‘五四’这个时期并不能以北京学生火烧赵家楼那一天的‘五四’算起,也不能把它延长到‘五卅’运动发生时为止。这应该从火烧赵家楼的前两年或三年起算,到后两年或三年止。总共是五六年的时间。火烧赵家楼只能作为运动发展到实际政治问题,取了直接行动的政治态度,然而也从此由顶点而趋于下降了。这样去理解‘五四’方能够把握‘五四’的线]茅盾的说法,是有道理的。北京学生火烧赵家楼,发生在1919年5月4日。这是“五四”一词的由来。这一事件的出现,当然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孤立的。讲五四时期,不能不提五四运动;讲五四运动,不能不提《新青年》。在这场伟大的爱国运动爆发前两三年,由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发动新文化运动,在全国知识界特别是青年学生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培育了一代“青年人”,使之成为“五四”运动的主力军;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后的两三年内,陈独秀主持的《新青年》,集聚了一批志同道合并信仰马克思主义和的先进分子,成为介绍、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进而成为中国建党的思想中心和组织中心。在五四爱国运动爆发100周年之际,回顾和总结五四时期《新青年》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经过和情形,既是对五四运动和《新青年》以及那一代人的纪念和致敬,也能使我们明白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从而更好地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宣示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的坚定信念。

  新文化运动是一场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输入各种“新思潮”,强烈反对和抨击中国传统封建思想、道德和文化的思想启蒙运动。《新青年》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是这场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青年》的创办人和实际主持人陈独秀,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在他从事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革命运动中,办报办刊是其重要的经历之一。1902年,陈独秀与柏文蔚等人,在安徽安庆组织“青年励志学社”,拟办《爱国新报》以“探讨本国致弱之源,及对外国争强之道,依时立论,务求唤起同胞爱国之精神”。[2]这是陈独秀一生中革命与启蒙运动、政治生涯的开始。1903年,陈独秀协助章士钊主编带有反清革命色彩的《国民日日报》。1904年,他又创办《安徽俗话报》,向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穷人宣传爱国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思想。1914年5月,受章士钊邀请,陈独秀赴东京协助创办《甲寅》杂志,宣传反对袁世凯独裁。该刊第1卷第4号上用笔名“独秀”发表的政论文章《爱国心与自觉心》,批评国人长期受“朕即国家”封建传统的影响,把忠君视为爱国,并认为当时的中国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因此无所谓亡国不亡国。陈独秀这篇“正言若反”“故耸危言”的文章发表后,引来一些责难,他未替自己辩护。事实上,这种涉及“国民性”的宏大问题,决不是仅靠一两篇文章就可以解决的,它要靠大量的宣传教育工作,特别是一场规模浩大轰轰烈烈的文化革命从根本上改造国民才能解决。办自己的杂志,酝酿另一种革命,成为陈独秀回国创办《新青年》(创刊号名为《青年杂志》)的根本理由。

  《新青年》1915年9月15日在上海创刊。陈独秀在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一文,提出了他心目中具有“自觉心”的国民性的标准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幻想的”,其基本精神就是民主与科学。陈独秀把拯救中国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予所欲涕泣陈词者,惟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3]这样,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开篇就高举起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向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文化传统特别是其最落后、最保守、最反动的部分——儒家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老庄与佛教的退隐思想和迷信观念,以及为这些学说、思想、观念服务的旧教育、旧文学,发起猛烈攻击。

  1917年1月陈独秀受蔡元培邀请,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将《新青年》从上海带到北大。他吸收校内一批学有专长、志同道合的人加入《新青年》编辑部,形成一个新文化运动阵营,对中国封建主义思想文化的核心——纲常名教,给予持续的、大规模的抨击和批判。“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4]这场前所未有、空前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动摇了长期以来封建正统思想在中国人精神上的统治地位,国外各种“新思潮”得以汹涌进入,西方民主和科学思想得以广泛传播,中国社会得以获得巨大的思想解放,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社会主义的主张也得以进入中国知识分子的视野。

  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同时,介绍、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也成为这场思想启蒙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赋予整个运动弥足珍贵的鲜亮色彩。

  五四时期《新青年》比较集中地介绍、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形势的文章,主要发表在5卷5号、6卷5号、7卷6号以及第8、9卷各号上。其中比较著名的文章主要有:李大钊撰写的《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唯物史观在现代历史学上的价值》,陈独秀撰写的《谈政治》《关于社会的讨论》和李达撰写的《马克思的还原》《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马克思派社会主义》等。值得一提的是,李大钊任《新青年》轮值主编时,把6卷5号编成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陈独秀把7卷6号编成了“劳动节纪念”专号,并在第8卷、第9卷各号上开辟了“俄罗斯研究”专栏。这些文章、专号和专栏,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剩余价值理论等马克思主义各组成部分的主要观点,宣传了“十月革命”的经验以及苏俄政府在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方面的主张,使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了比较完整的认识,也满足了国人希望了解苏俄社会状况的需求。

  五四时期在新文化运动阵营内部,围绕《新青年》是否应当传播马克思主义发生过一次影响较大的“问题与主义”论战。1919年5月,由李大钊轮值主编的《新青年》第6卷第5号,组织了8篇与马克思主义相关的文章,引起胡适的不满。胡适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挑起“问题与主义”之争。胡适的文章表面上是把问题与“主义”对立起来,要求大家抛开主义注意解决眼前的实际问题,实质上是要宣扬改良主义,反对宣传马克思主义和阶级斗争学说。李大钊立即做出回应,强调不能把“问题”与“主义”对立起来。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既阐明了经济问题的解决是中国一切问题根本解决的道理,又指出工人只有联合起来进行阶级斗争才能解决经济问题,有力地反驳了胡适坚持改良主义和反对阶级斗争的主张。这次论战是马克思主义者与反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的第一次论战。这场论战,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为推动人们进一步探索如何改造中国社会起到了积极作用。

  五四时期《新青年》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提升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社会的知名度,使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成为一些先进的中国人观察国家命运、思考民族未来的重要工具。这是新文化运动送给中华民族最珍贵的精神财富,也使新文化运动在中国历史上熠熠生辉。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不再仅仅作为一种学说由知识界研究和讨论,而是作为一种改造社会的指南走向与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五四时期《新青年》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是中国当时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和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

  在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和《新青年》介绍、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这是由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和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决定的。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政治上,领土和主权的完整遭到严重破坏,司法和行政的统一不复存在;经济上,传统农业经济仍是主要形式,但是农民受剥削程度更重,除受地主阶级的剥削外,还受到官僚买办资本和高利贷的剥削,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十分落后;思想文化上,既有崇洋媚外、卖国求荣、民族自卑感以及文化虚无主义,也不乏封建卫道者“祖宗之法不能变”的顽固守旧思想。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造成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但是,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和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洋务运动、资产阶级维新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都先后失败了。特别是中华民国的成立,并没有给人们带来预期的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人们意识到,如果没有思想的启蒙和文化的觉醒,不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的经济和文化,而只是照抄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大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模式,中国就摆脱不了被瓜分的命运,中国人民就摆脱不了被奴役的命运。正如陈独秀所呼吁的:“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5]陈独秀认为:中国近代以来的文明与古代文明无异,称不上“近世文明”;“近世文明”“即西洋文明也,亦谓之欧罗巴文明”;“近代文明之特征,最足以变古之道,而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者,厥有三事:一曰人权说,一曰进化论,一曰社会主义也。”[6]陈独秀受时代重托,倡导和吹响了思想启蒙的号角。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美国、德国等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赶上和超过了英、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为重新划分势力范围和争夺殖民地,这些国家从1914年开始进行了一场史无前例的世界大战。这场历时四年的战争,使人民坠入痛苦的深渊,人口急剧减少,经济发展停滞,社会秩序混乱,资本主义社会结构性的矛盾和经济、政治等基本制度的弊端暴露无遗,自由、平等、博爱的资本主义文明也沦为一纸空话。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还能不能延续下去?西方文明还有没有借鉴和遵循的价值?一度向往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和西方文明的先进知识分子,不能不对其进行反思和批判。正如陈独秀所说:“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已经造了无穷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7]这种反思和批判,顺应了时代和历史发展的方向,37家莞企上榜!2018年广东省制造。为后来中国革命否定资本主义制度和接受社会主义思潮,做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

  1917年3月(俄历2月)和11月(俄历10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俄罗斯连续促发了俄国工人和士兵推翻封建王朝和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十月革命”的胜利,唤醒了西方的无产阶级,也唤醒了东方的被压迫民族。俄国是与中国有漫长边界线的邻国,“十月革命”前俄国的国情与中国也很相似,比如,两国都是幅员辽阔、资源丰富的国家,都是长期实行过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国家,在推翻帝制后也都建立起资产阶级政权。“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权由工人、农民和士兵代表构成,代表最广大劳动群众的利益;新生的苏维埃政府宣布俄罗斯废除过去沙皇时代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与其他国家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和外债,并果断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为结束“一战”和恢复世界和平做出榜样。“十月革命”胜利的经验和苏维埃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为探寻救国救民真理和寻找中国革命道路的中国先进分子,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李大钊对俄罗斯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给予极大关注,研究指出:“俄罗斯之革命是20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8]他科学预见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世界历史的潮流,并在《新青年》上撰文高呼:“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9]

  三、陈独秀接受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是五四时期《新青年》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排头兵和主阵地的决定性因素

  以《新青年》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在全国发生巨大影响,成为荡涤神州大地的强大冲击波。大批青年受到它的启蒙,人生观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成为一代“新青年”。这固然是《新青年》的贡献,当然也是《新青年》的实际主导者和核心人物陈独秀的贡献。同志在1945年中共七大预备会议的内部讲话中说:“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那个时候学习作白话文,听他说什么文章要加标点符号,这是一大发明,又听他说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我们是他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来有一部分进入了。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10]

  《新青年》从创刊到后来发展成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自觉而坚强有力的主要舆论阵地,应该说,与陈独秀在思想上逐渐否定自己过去所信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而转向科学社会主义有直接关系。“陈的个人意志对《新青年》办刊理念的演变和取向起着关键性作用。”[11]

  陈独秀在思想上先后经历过康梁改良主义、西方民主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三次重大的转变。他总是走在时代的前列,与时代先进思想的发展同步。创办《新青年》发动新文化运动之初,陈独秀思想上还处于笃信西方民主主义的状态。他在《新青年》创刊号上发表的《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一文,虽然提及“社会主义”“马克思”等字眼,但他把“社会主义”与“人权说”“进化论”并列,统称“西洋文明”和“近世文明”,并主张中国应先着力宣传和实践“人权说”(民主)和“进化论”(科学)。该文把法国大革命时的“巴布夫(Babeuf)”财产共有制主张、“圣西孟”(Saint-Simon)及“傅里耶(Fonrier)”的社会主义、德国的拉萨尔(Lassalle)主义及“马克思”(Karl Marx)主义都称为“社会主义”,表明当时的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是混乱的、模糊的和肤浅的。1917年3月,俄国发生推翻沙皇统治的“二月革命”建立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后,陈独秀兴奋预言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俄国,“政治学术一切制度之改革与进步,亦将旷古所罕闻”。[12]这种思想就是从民主主义战胜“君主主义”出发的。直到1919年底,陈独秀还未脱离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该年11月2日,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实行民治的基础》一文,仍然积极宣传美国杜威博士的“民主主义”,并说:“我们现在要实行民治主义,是应当拿英美做榜样。”[13]杜威的“民主主义”,实际上就是西方议会民主加阶级调和的空想社会主义。该文表明陈独秀那时还分不清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区别。

  陈独秀思想上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向科学社会主义,应该是在1920年。在这年1月1日出版的一期《新青年》中,陈独秀首次以赞赏的口吻说道:“进步主义的列宁政府,宣言要帮助中国。”[14]陈独秀对列宁和苏俄政府的好感,应该与1919年7月苏俄政府宣布废除沙皇政府同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有关。陈独秀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他早年参加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活动,后来又参加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活动,内在动机都是为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对比苏俄政府归还中国权益的对华宣言和巴黎和会损害中国权益的卑鄙行径,陈独秀的思想和情感不能不有所转变。1920年2月,陈独秀摆脱警方监视,从北京潜回上海,他认真总结五四运动的经验教训,特别是研究北京与天津、上海等大中城市的运动开展情况,认为仅发动知识界和学生而不发动以工人阶级为主力的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运动就发挥不出强大威力。这时候,陈独秀开始将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奋斗方向由学生和知识界的救国运动转向工人的革命运动。为了解工人阶级的状况,他亲自或委托别人深入到全国各大中城市的工人群众中,调查工人们的工作时间、劳动强度、文化程度、家庭生活等情形,并将调查结果刊登在1920年5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7卷第6号(“劳动节纪念”专号)上。同时,陈独秀也积极在工人中开展活动,出任工人的义务教授,发表演讲,提高工人觉悟。1920年4月,共产国际和俄共(布)驻中国代表维经斯基赴上海会见陈独秀,向他介绍了国际运动的状况以及“十月革命”的经验和苏俄政府的对华政策。维经斯基带来大量与理论及俄国革命相关的文献资料,为陈独秀打开了直接通向列宁主义和俄国革命的大门。与此同时,被陈独秀派到日本建立小组的施存统等人,把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中“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以及其他一些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翻译介绍给陈独秀。

  1920年9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8卷第1号,首篇刊登了标志陈独秀转向和拥抱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章《谈政治》。陈独秀说:“若不经过阶级斗争,若不经过劳动阶级占领权力阶级地位底(的)时代,德谟克拉西必然永远是资产阶级底(的)专有物,也就是资产阶级永远把持政权抵制劳动阶级底(的)利器。”“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15]这些论述表明,陈独秀接受并坚定拥护主张无产阶级专政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以该文的发表为标志,陈独秀完成了向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转变。

  与此同时,《新青年》彻底摆脱了过去因内有胡适等人反对、外有各种反马列主义者的攻击而零散地、遮遮掩掩地、勉为其难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局面,面貌焕然一新,在中国大地上第一次鲜明地举起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从此,《新青年》成为自觉而坚定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排头兵和主阵地。它主动出击,积极开展思想斗争,批判各种反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潮。1920年12月1日,《新青年》第8卷第4号发表陈独秀《主义与努力》的短文,对新文化运动阵营内部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做了一个总结,他说:“我们行船时,一须定方向,二须努力。不努力自然达不到方向所在,不定方向将要走到何处去?……主义制度好比行船底(的)方向,行船不定方向,若一味盲目的努力,向前碰在礁石上,向后退回原路去都是不可知的。”“我敢说,改造社会和行船一样,定方向与努力二者缺一不可。”[16]“行船方向论”本是李大钊在与胡适的论战中所阐发的观点。陈独秀的这篇文章,鲜明地表达了在这场争论中他站在李大钊这一边的态度。在陈独秀的领导和组织下,《新青年》又开展了对以梁启超、张东荪为代表的基尔特社会主义实为改良主义的批判,划清了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与各种假社会主义的界限,在思想上解决了建立一个革命的的问题;还开展了对以区声白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的批判,解决了坚持不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在同各种错误思潮进行斗争的过程中,《新青年》增强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说服力,引导了一部分知识分子转入马克思主义阵营,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和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传播。

  习同志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时深情地说,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苦苦探寻救亡图存出路的中国人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使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17]。后来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时他又说:“建立中国、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五四运动以来我国发生的三大历史性事件,是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大里程碑。”[18]这两段话之间内在的逻辑关联在于:五四时期开启的真正意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中华民族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提供了根本理论遵循。这实际上也是五四时期《新青年》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所具有的伟大意义和贡献。

  [1]茅盾.“五四”运动的检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报告[A].茅盾全集:第19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2]唐宝林.陈独秀全传[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31.

  [10].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的讲线]欧阳哲生.《新青年》编辑演变之历史考辨:以1920—1921年同人书信为中心的探讨[J].历史研究,2009(3).

  [12]陈独秀.俄罗斯革命与我国民之觉悟[J].新青年(3卷2号),1917-4-1.

  [17]习.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线]习.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线).

  (丰纯高为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博士;王晶晶为中国传媒大学与英国诺丁汉特伦特大学2018级传播学硕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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